宴会厅的水晶灯亮起来的时候,我正站在二楼的栏杆后面,手里端着一杯一口没喝的香槟。
金碧辉煌的光从头顶倾泻而下,照在政商名流们精致的礼服和得体的笑容上,觥筹交错间,每个人都在忙着交换名片、攀谈寒暄、用小勺轻轻搅动骨瓷杯里的咖啡。弦乐队在角落奏着舒缓的曲子,调子很轻,像一层若有若无的薄纱盖在嘈杂的人声上面。
我低头看着一楼大厅入口处,目光穿过层层叠叠的人群,落在一对姗姗来迟的男女身上。男人穿着一身藏蓝色的定制西装,领带是我去年结婚纪念日送的那条,银色暗纹,在灯光下隐隐泛着低调的光泽。他身边的女孩挽着他的手臂,一袭红色鱼尾裙裹着年轻紧致的身段,卷发披散在裸露的肩头,笑盈盈地仰着脸跟他说着什么,整个人像一朵开得太招摇的红玫瑰。
周明远。我结婚五年的丈夫。
他身边的女孩我不认识,也不需要认识。从我婆婆周兰芬半年前开始把那句“明远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该找个配得上你的”挂在嘴边的时候,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想到,他连离婚协议都没签,就敢把她带到年会上来。
我靠在栏杆上,香槟杯里细小的气泡一串串往上升,在液面破裂,无声无息。二楼这个位置视野很好,能看清整个宴会厅的布局,但楼下的人很难注意到上面的阴影。我看到周明远低头在女孩耳边说了一句什么,她掩着嘴笑,手指在他臂弯里轻轻掐了一下。他低头看她的眼神温柔而专注,那种眼神我见过——五年前他追我的时候,也是这样看着我的。
一阵高跟鞋的声音从我身后靠近。我没有回头,但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香水味——爱马仕的橘彩星光,是我最好的闺蜜林琅最爱的味道。
“你猜他今晚会怎么跟你提离婚?”林琅端着一杯红酒站到我旁边,胳膊肘撑在栏杆上,语气像是在讨论今晚的甜品菜单。
“大概是想等宴会结束吧,免得影响他的融资。”我说。
“你倒是挺了解他。”
“五年了,他撅一下屁股我就知道他要放什么屁。”
林琅侧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审视也有担忧,但更多的是那种“我就知道你能行”的笃定。她今天穿了一身黑色西装裙,头发扎成利落的低马尾,气场强得像一把还没出鞘的刀。作为本市最年轻有为的家事律师,她经手过上百起离婚案,见过各种各样的渣男和各种各样的原配。她说过,我属于那种最让她省心的类型——不哭不闹不纠缠,但她同时也知道,不哭不闹不纠缠的背后,往往藏着一颗已经凉透了的心。
“你准备了多久?”她问。
“从他妈开始说我配不上他的那天起。”我抿了一口香槟,气泡在舌尖上炸开,微微刺痛。
林琅沉默了一瞬,然后伸出手在我后背上轻轻拍了两下。我们认识二十年,她不需要说“我陪着你”之类的话,这两个动作就够了。
乐队换了一支曲子,圆舞曲的旋律在大厅里流淌。宴会正式开始了。
我跟周明远认识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
那是八年前的事了。我大学刚毕业,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助理,工资三千五,租在城中村一间十平米的隔断间里,洗澡要排队,上厕所要去走廊尽头的公厕。周明远是我客户公司的一个小业务员,每次来交材料都是一身廉价的西装、一双磨得发白的皮鞋,资料袋里塞着路边摊买来的煎饼果子,来不及吃,凉了也顾不上扔。
他追我的方式很笨拙。每天早上在我楼下等,骑着一辆从二手市场淘来的电动车,车筐里放着两个包子一杯豆浆。冬天的早晨冷得哈气成冰,他把豆浆揣在怀里捂着,递给我的时候还是热的,自己冻得鼻子通红。我说你不用这样,他说我愿意。
后来我们在一起了。他说他想创业,做建材贸易,缺启动资金。我把工作三年攒的五万块钱全给了他,又跟我妈借了三万,凑了八万块给他当本钱。我妈当时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你自己想清楚”。我说想清楚了,他对我好。
创业头两年是最难的。他跑工地、跑厂家、跑客户,我白天上班晚上帮他做账,周末骑着小电驴去物流园帮他清点库存。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仓库的暖气管爆了,淹了一地,我们俩蹲在地上拿桶舀水,从晚上八点一直舀到凌晨三点,手指冻得跟胡萝卜一样红肿。回家的路上他的电动车没电了,我们就推着车在凌晨四点的空荡街道上慢慢走。他说晚晚,等我有钱了,我一定让你过最好的日子。
我说好。那时候我是真的信他。
后来他真的做起来了。赶上房地产风口,他的建材生意从一个小仓库做到三家分店,从三家分店做到全市前三的代理商。我们买了人生中第一套房子、第一辆车,婚纱照是在三亚拍的,婚礼上他当着所有人面单膝跪地,说这辈子只爱我一个。
宾客席里,我爸红着眼睛跟他碰杯。我妈偷偷在角落里抹眼泪,跟我说,闺女你找的人,妈放心了。
那是六年前。
六年后,婆婆周兰芬坐在我们新买的别墅客厅里,翘着腿,用一副审视的眼神看着我,说——“明远现在手底下管着上百号人了,你一个学会计出身的,除了会算账还会啥?人家李总家的闺女,光陪明远吃一顿饭就帮她多卖了三百万的货。”她端着茶杯撇了撇嘴,“我不是说你不好,但人要有自知之明,你现在这样配不上我儿子。”
我站在茶几旁边,手里端着一盘刚切好的水果。周明远坐在他妈旁边,低头看手机,一言不发。
那块西瓜在我盘子里放太久,颜色都变了。
那天晚上我跟他吵了一架。不是歇斯底里的那种,是我压着火气问他“你妈说我配不上你,你就在旁边听着?”他靠在床头,眼皮都没抬一下,用一种带着疲惫和敷衍的语气说,她那人就那样,你跟她计较什么。又说,不过你也该注意注意形象了,你看你今天出门穿的啥。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家居T恤,和那条在菜市场裁缝摊上改过两次裤脚的家居裤。自从他生意走上正轨之后,我主动从公司退了出来,把财务交给了专业团队。这几年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买菜、做饭、等他在应酬后回来,偶尔陪他出席一些他不怎么需要说话的场合,给他搭配不同色系和款式都齐全的领带。我的衣柜里挂着十几种不同颜色和材质的领带,每一根都是我仔细挑选的。而我自己上一次买衣服,是去年双十一在打折区挑的两件开衫,一件黑色一件灰色,换着穿到了现在。
我没有再说话。他手机亮了,他看了一眼屏幕,嘴角往上勾了一下。那个笑很轻很淡,但跟我认识他这么多年见过的所有笑容都不一样——那是一种被新鲜感戳中了某个柔软角落之后不由自主的、下意识的愉悦。他很快把屏幕翻了过去,翻一个面,扣在床头柜上,但那个笑已经印在了我脑海里。
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候已经在跟那个叫苏婉清的女孩聊天了。她是他新招的销售经理,二十三岁,年轻、漂亮、会喝酒、会来事、会在他发言的时候用崇拜的眼神一眨不眨地看着他。跟那些商业伙伴夫人合影的时候也会主动挽起他的胳膊,不经意地把头靠向他的方向。
那之后,一切都像是按下了快进键。
他开始频繁地不回家,每次的理由都很充分——出差、应酬、陪客户。朋友圈里偶尔出现他和她的合影,配文永远是“团队建设”“项目考察”“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说周总年轻有为、说周总带的团队就是有冲劲。偶尔有人意味深长地调侃一句“周总身边的美女不是上次那位吧”,他回一个憨笑的表情,不解释,不否认,也不承认。
我试过挽回。换了他喜欢的发色,学做了他爱吃的菜,在他出差前把叠好的衬衫整整齐齐码进行李箱,衬衫领口上别着一张淡绿色的便利贴,画一朵小花。便利贴他从来没撕过,我发现那张便利贴团成了一小撮堵在洗衣机滤网里的时候,心想这大概就是我在他心里最后的位置——曾经被贴在离他最近的地方,现在被水搅得面目全非,不清理掉还会影响机器的正常运转。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两个月前的一个深夜。他应酬回来醉得不省人事,我帮他脱衣服的时候手机从口袋里滑出来,屏幕亮着,是一条新消息——“明远,今天很开心。不过你放心,我从来不计较名分,只要能陪在你身边就够了。”
发消息的人备注名是“苏经理”。
我把手机放回床头柜上,帮他盖好被子,然后走进书房,关上门,拨通了林琅的电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概两秒,然后林琅用一种刚从睡梦中瞬间清醒的冷静语调说:“所有资料准备好,我明天去你那儿。”
从那天开始,我每天照常买菜做饭,照常给他搭配领带,照常在婆婆来家里的时候端茶倒水。没有人知道我在他的财务系统里多留了一个后门,他以为我不懂这些,他忘了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是个审计,八年前我能帮他做到全市前三的代理商,八年后我自然也能还原他瞒下的每一笔账。
一个月后他去外地考察,回来那天我在书房用电脑,趁他不在调出财务报表。屏幕数字一行行滚动,账面的资产结构像一条摊开的血迹,所有他转移出去的数字都在上面看得一清二楚。我喝了口热茶,把屏幕截图存进优盘,然后关了电脑去厨房给他下了一碗清汤面。
他说老婆辛苦了,我笑着说应该的。他不知道那碗面是我为他做的最后一顿宵夜。
宴会进行到一半,周明远带着苏婉清满场敬酒。
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一阵客套的寒暄和刻意的恭维。我站在二楼看着他端着高脚杯谈笑风生,女孩挽着他的手臂,跟他一起接受别人的赞美和祝福。有个上了年纪的供应商拍着周明远的肩膀说“周总年轻有为,女朋友也这么漂亮,真是郎才女貌啊”,他笑而不语,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他不否认的姿态,比直接承认更让我恶心。他的目光偶尔扫过人群,大概在找我——他需要我在今晚的宴会结束之后,在回家的车上,安安静静地接受他递过来的离婚协议。他需要我识趣地签字,识趣地离开,识趣地给那个穿红裙子的女孩腾位置。他以为我还是那个会为他电动车没电了陪他推着车走回家的江晚,是那个会在他出差前默默往行李箱里塞一条新领带的妻子。他以为今晚是他人生的一个高潮——带着新欢在商界名流面前亮相,拿到新一轮融资,开启他人生的新篇章。
他什么都不知道。
二楼尽头的包厢门忽然推开了,走进来一个我等待已久的熟悉身影。我的手机同时震了一下,林琅的消息弹出来:“许叔叔到了。”
我放下香槟杯,对着玻璃幕墙整了整衣领,然后沿着旋转楼梯往下走。高跟鞋踩在大理石楼梯上,每一步都稳稳当当,每一声都清脆有力。我下楼的时候,隐约看到林琅靠在一根柱子后面,她隔空朝我比了个“稳”的口型。我微微点了点头。
许国邦从VIP通道径直走进大厅的时候,整个宴会厅安静了那么片刻——不是全场肃静,而是认识他的人纷纷停了酒杯,不认识他的人也察觉到了气氛的微妙变化,悄悄地问旁边的人“那是谁”。他是君远资本的创始人,掌管着数百亿的产业基金,在本市商界的分量相当于定海神针。他不轻易出现在公开场合,更不轻易参加私人的社交宴请。今天这个局,周明远磨了整整半年才请到他,目的就是拿到君远的A轮融资。
许国邦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目光沉稳而威严。他走进大厅的时候没有跟任何人寒暄,目光在人群中扫了一圈,似乎是在找什么人。周明远立刻放下酒杯,整了整领带,挂上一个灿烂的笑容快步迎了上去。
“许总!您大驾光临,明远实在荣幸——”他伸出双手,准备去握许国邦的手。
许国邦从他面前径直走了过去,像是路过一盆没什么印象的绿植。
周明远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伸出的手悬在半空中,指尖微微弯曲,不知道该收回还是继续伸着。随后他身侧的苏婉清还在维持仪态,还保持着那个精致的微笑,但所有人都能从周明远僵住的背影和那个悬在半空无人握回的手掌上看出事情不对。
许国邦走到大厅中央,转过身,朝我的方向伸出手臂。他的动作从容而自然,带着一种长辈对晚辈特有的温和与郑重。
整个大厅的视线像聚光灯一样齐刷刷地转向我。我走下最后一级楼梯,把手搭在许国邦伸出的手臂上。他轻轻握了握我的手,然后转向在场所有人,声音不高,但中气十足,每一个字都沉甸甸地落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
“各位,今天我来这里,主要是想向大家重新介绍一下,这是我故友江文远的女儿、也是君远资本新任首席财务官——江晚。同时,根据我方最新的尽职调查结果,君远资本从即刻起,正式撤回对周明远及其名下公司的所有投资意向。”
死寂。整整五秒钟的全场死寂。
那是一种连水晶灯都不敢晃的安静。弦乐队的琴弓悬在半空中,侍应生端着托盘僵在原地,酒杯里的红酒液面微微晃动但没有人张嘴去喝。前排几个刚才还跟周明远称兄道弟的供应商慢慢地把手里的名片收回了口袋,不着痕迹地退了一步。那一步很轻很轻,像秋天最后一片叶子从枝头脱落,带着一种客气的、体面的、但决绝的告别。
周明远的脸在那一瞬间变得惨白。他看着我,又看着许国邦,嘴唇翕动了半天,只发出一个破碎的音节。
“……什……什么?”
他身后的苏婉清皱起眉头,还拿了腔调问了一句“怎么回事”。但周明远没有空回答她。他忽然向前迈了一步,声音带着一种被背叛的难以置信:“江晚,你搞的这些?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公司的事?你一个女人,就你就是我家里那个——”
他浑身猛地一颤,像是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冰水。然后他眼圈就红了,不是愤怒,不是羞愧,而是一种连他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慌。他看着许国邦搭在我肩头的那只手,看着我身上那条他从来没见过的深蓝色礼服裙,看着我脸上那种他从未见过的、冷静而疏离的表情,嘴唇越抖越厉害。他大概是忽然想通了什么——他想通了这个被他当成透明人的妻子为什么最近两个月忽然不再过问他的行踪,想通了她为什么在他提出带女伴出席年会的时候淡淡地说了一句“你随意”,想通了今晚这场宴会从头到尾都是一张为他铺好的棋盘。
而他站在棋盘中央,连自己是什么时候被围起来的都不知道。
“晚晚——”他忽然扑上来抓住我的手,他的手冰凉而潮湿,像是在冰水里浸过,“你听我解释,苏婉清只是——”
“只是一个你不知道怎么介绍的人。”我轻轻抽回手,看着他通红的眼眶和那张我曾经深爱过的脸,说出最后一句话,“周明远,你所有的对公记录我背后都有留底。公司税务的合法叙用在明天会有人来找你核账,你最好是干净的。”
他彻底慌了。那个在生意场上长袖善舞、在酒桌上游刃有余的周总,此刻像一只被拆穿了把戏的提线木偶,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手还保持着抓我的姿势,但什么都没有抓住。他的红眼眶终于承载不住,一小滴眼泪顺着眼角滑下来,狼狈而真实。那不是生意场上的眼泪,那是一个人发现自己犯了错但为时已晚的眼泪。
许国邦没有再看他一眼,只是拍了拍我挽在他臂弯里的手背,用一种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你爸当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一把,今天这一场,是我欠他的。”
我点了点头。眼眶有点酸,但我没有哭。我爸刚过世那几年,只知道他是父亲年轻时一起从技术员起步的多年老友。后来在周明远无数次在我面前从陌生客户名单里反复巴结君远资本的时候,我才渐渐意识到那层关系。而真正跟许叔叔重新建立联系,是我通过林琅正式启动婚姻财产的追账流程之后。此刻老爷子说的“帮一把”,已经帮我抵掉了整整一轮融资。
许国邦转身离开,围观的宾客自动让出一条通道,像红海被劈开后又合拢。林琅从人群中走过来,把一杯换好的温茶塞进我手里,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指尖在我手背上轻轻点了一下。
我端着茶站在水晶灯下,看着周明远被一群突然改变了态度的供应商围住。刚才还拍着他肩膀夸他年轻有为的那个胖子,正皱着眉头翻手机里的采购合同,一边翻一边说“周总这个条款恐怕不合适”。苏婉清站在人群边缘,红裙子的亮片在水晶灯下依然闪闪发光,但她的表情已经彻底变了——从刚才的志得意满变成了现在的不明所以和隐约的恐慌。她伸手想去拉周明远的袖子,周明远却下意识地往旁边避了一下。她的手悬在半空中,指甲上的红色跟裙子的红色融成一片,刺眼而尴尬。
我忽然发现,我不恨苏婉清。她不过是一个被光芒吸引过来的飞蛾,她迷恋的是周明远头顶那顶“成功者”的光环。如今光环熄灭了,她迟早会飞走。而真正熄灭了那盏灯的人,是我。
宴会散场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泊车小弟把我的车开到酒店门口,一辆白色的宝马,车不算新,方向盘上还有一道被周明远钥匙划出来的痕迹——那是去年他找不到自己的车钥匙、拿我的车钥匙去捅车门留下的。我后来用指甲油的透明封层涂了一下,摸上去光滑了,但灯光一照还是能看到坑坑洼洼的印子。
我坐进车里发动引擎,暖风开到最大,把初冬的寒气从指尖一点一点逼出去。车窗外的五星级酒店灯火辉煌,整个城市都在庆祝着什么,有人在笑,有人在醉,有人互相搀扶着歪歪斜斜地走过斑马线。我把手机连上蓝牙,放的是一首很老的粤语歌,我爸在世的时候最爱听的。梅艳芳的低音从车载音响里淌出来,像陈年的酒,不烈,但后劲绵长。
手机震了一下。是周明远发来的消息,只有四个字——“为什么?”第二句紧随其后——“晚晚,我们还没离婚。你就这样对我。你是不是等了很久了?”
我没有回。不是因为无话可说,是因为想说的话太多,说出来反而会减损它的分量。我想说你第一次在供应商面前把苏婉清介绍为“我的得力助手”的时候我就在隔壁包间,只是你们谁都没注意。我想说你不是不知道我在等,你只是以为我会一直等下去。我想说五年前那个推着没电的电动车陪我走过凌晨四点街头的男人,和今晚站在水晶灯下给他新欢端红酒的男人,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了。
我发动了车子,挂档,踩油门。
这个城市的夜景很美。路灯的暖光在车窗外连成一道道流动的光带,跨江大桥上的斜拉索像竖琴的弦一样排列,对岸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上还有零星的灯光,偶尔几盏熄灭了,像眼睛缓缓闭上。车里的暖风烘得人有些发困,但我精神出奇地清醒——那种终于卸下重担之后、连带整个感官都跟着变得敏锐的清醒。
我记得刚结婚那一年,也是这样的冬夜,周明远骑车载我过桥。风特别大,我缩在后座上,把脸埋进他后背的棉袄里,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机油味和工地上的水泥粉尘味。他问我会不会后悔嫁给他,我说等你以后发达了别忘了我就行。他笑了,回头说那怎么可能,我周明远这辈子只对你好。
那是八年前。桥还是这座桥,人已经换了。
我把车停在桥中间的临时停车区,摇下车窗,看着黑漆漆的江面和对岸璀璨的灯火。江风扑面而来,吹得人眼眶发涩。我拿出手机,把周明远的对话框调出来,打了很久的字,删了又写,写了又删,最后只回了一句:“离婚协议我放在梳妆台第三个抽屉里,附件是财产分割清单,每一项都有银行流水对应,你核对一下——你应该核对得出,毕竟当年你的第一笔进货单就是我记的。”
开到家楼下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小区里的路灯坏了一盏,物业还没修,门口那棵老槐树的影子被月光拉得特别长,铺在地上像一个沉默的引路人。我停好车,转头看到副驾驶座位上的资料袋里鼓鼓囊囊塞着一本已经褪色的老式笔记——那是当年我替他记的第一本库存账,纸页边缘都卷起来了。刚才从许叔叔那里出来的时候林琅递给我的,她说是在整理文件时从我办公旧物箱里掉出来,猜我有用。
我摸了摸那封面,把它抱进怀里上了楼。电梯里的日光灯嗡嗡响了两声,像老钟发出沉重的叹息。
第二天上午,周明远来了。不是来签字,是来质问。
我的公寓门铃响的时候我正在浇花,阳台上的洋桔梗开得正盛,粉白色的花瓣在晨光里半透明地发着光。我放下喷壶打开门,他站在门口,眼袋青黑得像是刚从审讯室出来一样,昨晚那套藏蓝色西装皱皱巴巴的,领带歪到了脖子一侧,领口散发着隔夜的酒气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颓丧。
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他妈,周兰芬。
婆婆穿着一件去年过年我陪她去商场买的枣红色大衣,头发烫了新卷,但整张脸上的表情像是刚从一个噩梦里醒来又跌进了另一个更可怕的噩梦。她看到我第一眼,眼眶就红了,不是心疼我,是心疼她儿子。
“江晚!你嫁给明远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现在你把他的公司搞成这样,你还有没有良心?!”她的声音又尖又响,在楼道里嗡嗡地回荡,震得走廊里的声控灯全亮了。
我靠在门框上,抱着手臂看着她。五年前我嫁给周明远的时候,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彩礼,没有三金,没有婚房,连婚礼的酒席钱都是我跟周明远一起攒了大半年凑出来的。她当时拉着我的手说,晚晚你别嫌弃,咱家以后有钱了再补给你。我说不嫌弃,只要明远对我好就行。
“良心这个事——”我低头笑了一下,“您问的是您儿子还是您自己?您去年分三次拿了我四十万,说是给您娘家侄子买房。后来我查到那笔钱在苏婉清首付的流水里出现过。您说,这钱是去了您娘家,还是去了苏婉清名下?”
周兰芬脸上的血色一瞬间褪得干干净净。她张了张嘴,但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只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的尖叫。她往后退了两步,肩膀撞在楼道墙壁上,枣红色大衣的衣角蹭到了墙灰。那双她花了三千块做的水貂毛拖鞋踩在走廊的水泥地上,鞋底有些打滑。
周明远猛地抬起头看着自己母亲,脸上的表情从悲痛变成了一种被双重背叛之后的空洞麻木。他嘴唇哆嗦着,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磨在玻璃上:“妈,你什么时候……我让你别为难她……”
说到最后他哽咽了。走廊尽头,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看到他的眼泪掉了下来。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份皱巴巴的离婚协议,递给我的时候手指抖得厉害。我接过来翻开,签名栏里歪歪扭扭地写着“周明远”三个字,墨水被什么东西洇花了,大概是眼泪。
“江晚,”他抓着我的手腕,抓得很紧,像是在抓住一个正在从悬崖边缘滑落的人,他仰头看着我,眼睛红得像我阳台上那盆开败了最后一朵的秋海棠,“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以前也不是这样的。”
我看着他的眼睛,这句话比昨晚许国邦念出的那两个字更让他崩溃。他整个人的肩膀塌了下去,手从我手腕上滑落,像一根断了线的提线木偶瘫靠在门框上。
我没有再看他。我把离婚协议翻开,确认了签名页,然后当着他的面拨通了物业的电话:“二楼走廊,有客人。帮我送一杯白水。”
门在他和我婆婆沉默的注视中轻轻关上了。防盗门合上的时候发出一声沉闷的轻响,那声轻响里没有愤怒,没有痛快,只有一种水到渠成的尘埃落定。
林琅的短信几乎是秒回:“签了没?”
我拍了张签名页的照片发过去,附了一句:“记得让他把那些税也弄干净——不然许叔说可以追偿。”
林琅回了一个竖大拇指的emoji,配上一句话——“我刚刚给许总那边也发了函,君远法务跟他们说了项目重启,你现在可以正式上岗了。”
我靠着门板,把那条消息反复看了三遍。然后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走到阳台上,把那些压在我衣柜底下很久的旧物一件一件翻出来——大学时期的速写本,里面画着各种建筑和花卉;参加工作以来陆续收集的公司财务资料和专业笔记,还有那本封面褪了色的库存账本。我把它们一本一本摆在阳台上。阳光把每一页纸都晒得发烫,那些被遗忘在时光里的数字和线条重新变得温暖而鲜活。
那是两个月以后的事。我从君远资本下班出来,天上下着小雨,初春的雨细得像牛毛,落在脸上凉丝丝的。我撑着一把黑伞往停车场走,路过一家以前常跟周明远一起吃的大排档。老板还在,炒田螺的香味从简易棚里飘出来,混着雨水的潮气和柏油路面被淋湿后的独特气味。
我站在街对面看了一会儿。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雨夜,我们俩坐在大排档的塑料凳上,面前摆着两盘炒田螺和两瓶最便宜的啤酒。他刚跑成一个新客户,兴奋得满脸通红,拿筷子敲着空盘子说以后要让我过上最好的日子。我笑他,说最好的日子就是大排档的炒田螺吗,他说那当然不是,起码得加个血蛤。
那时候的周明远,是真的把我放在心上的。
后来他变了。也可能是这个世界先变了他才跟着变的。也可能他本来就是这样,只是一直没有条件暴露。我站在街对面看了很久,直到雨滴把伞布打得啪啪作响,才转身上了车。
车载音响还在放那首梅艳芳的老歌,循环了两个月我都没换。我坐进驾驶座,发动引擎,打开雨刷。雨刷在挡风玻璃上划出两道扇形的水痕,水痕里倒映着大排档暖黄色的灯光,模糊而温暖。
手机响了。林琅发来的消息,火急火燎的:“晚晚!看新闻!周明远的公司今天被税务局正式立案了,账款另案处理!”
我把手机放回支架,挂档,踩油门,汇入城市夜晚的车流。雨刷继续摇,把模糊的灯火都刮得干干净净。后视镜里,大排档暖黄色的灯光越来越小,越来越远,终于混在一片红色的尾灯里,再也分不清谁是谁了。
回到家,我打开冰箱,拿出之前冻着的饺子,给自己煮了二十个。饺子是陈婶上次来帮我包的,猪肉白菜馅,皮薄馅大,煮好之后咬一口,汤汁滚烫。我把饺子端到茶几上,又倒了小半碟醋,打开电视随便调了个频道。
电视里在放动物世界,一只草原上的母狮子带着两只幼崽在夕阳下慢慢走,幼崽一前一后,摇摇晃晃,母狮子的步伐坚定而从容。旁白用一种低沉舒缓的声音说:“狮群的首领更替之后,新的母狮会接管领地,独自抚养未成年的幼崽。”
我夹了一个饺子,蘸了醋,慢慢嚼着。窗外万家灯火,雨已经停了。楼下有孩子在踩水坑玩,笑声像铃铛一样脆,隐约传来,又远了。茶几上的玻璃花瓶里,那束洋桔梗在灯光下微微摇曳,花瓣上的雨珠折射出细碎的光芒。
手机屏幕又亮了一下。我瞥了一眼,是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点开来看只有一行字:“江晚,公司彻底没了。苏婉清走了。对不起。保重。”
我把这条短信看了两遍,没有删除,也没有回复。只是把手机翻了个面,扣在沙发垫子上。
电视里的母狮子带着幼崽走出了画面,镜头缓缓拉远,广袤的非洲草原上,落日熔金,将天边的云烧成一片绚烂的橘红。我想起三十岁生日那天,我在厨房里给自己下了一碗面,周明远打电话回来说公司忙,晚上不回来吃了。我说好,挂了电话以后把鸡蛋打进锅里,蛋黄散了,面汤变成浑浊的黄色。那碗面我吃了两口就倒了。你也可以推开厨房的门,走出去,换上高跟鞋,走进属于你自己的宴会厅。她站在世界中央,聚光灯从四面八方打过来,水晶灯折射着璀璨的光芒,她穿着得体干练的西装裙,步伐稳健,身后是满堂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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